【刑事辩护】律师到底是做什么的？

编辑：金鑫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刑事部副主任

来源：广州刑事辩护律师网 www.yingkejinxin.com

    【广州刑事辩护律师网导读】2015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召开 全国律师工作会议，这在我国法律事业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做了重要讲话，强调：“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切实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充分发挥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出台《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总结会议成果，并进一步作了细化。同时，正在探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律师业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结合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2012年《刑事诉讼法》 修改和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等基本刑事法律的最新实施状况，律师行业既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存在诸多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新 探讨一个根本的问题一律师到底是做什么的，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与律师职业的良好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中国法律评论》（以下简称《中法评》）专访了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律师，曾挂职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的刑法专家、北京师范 大学法学院卢建平教授，以及著名刑事诉讼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

请三位分别从自身职 业角度谈谈律师的职业定位，律师到底是做什么的？是为正义、为真理而辩，还是为当事人的利 益而辩？

高子程:在你刚才提到的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孟 建 柱书记明确指出：律师执业权利是当事人权利的延伸；也就是说，律师的执业权利是基于当事人对其权利的让渡。律师作为当事人的辩护人或者代理人，其终极使命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令所有当事人在个案中体会到公正，从而助益于维护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于律师的职业定位，我们过去的《律师暂行条例》（1980年）和《律师法》（1996年）有明确的说法，即“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和“为 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2007年新《律师法》提出，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 执业人员”。这次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的提法更恰当、更准确、更符合立法本意。

 律师是为正义和真理而辩，还是为当事人的利益而辩？我觉得这两者是一致的。一个空喊口号、不认真履职、不为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和勤 勉尽责的代理或辩护服务，却宣称“为正义和真理而辩”的律师，一定比较浮夸。

因为律师为正义、为真理而辩时，其具体行动必须体现在为一个又 一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大化而辩，所以律师必须恪尽职守、认真履行职责，依靠自己的良知， 凭借自己的专业特长，利用所有合理机会，穷尽一切法定程序，去争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比如 无罪不要判成有罪，轻罪不要判成重罪，可以从轻减轻的情节得以兑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能 够得到落实，错案得以避免，社会矛盾得以减少，以及当事人的财产权、人格权、名誉权等，都要 通过律师的辩护或代理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

所有律师都如此尽责，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方可实现， 代理制度、辩护制度才不致失灵。这就要求律师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禀赋：水准、诚信、责任。真正为当事人利益而辩， 才真正是为真理而辩。这是律师的使命和职责。

    卢建平:我记得三十多年前大学即将毕业， 我们在海淀法院实习，正好是在严打时期。那时候没有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的法 律顾问处是附属在法院的。我和一位同学就在那 个法律顾问处，以实习律师的身份介入一个案件。案件很普通，是一起典型的“流氓”案件，被害人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因此法庭就开在学校 的大礼堂。我记得当时海淀检察院出庭的是一位 检察员和一位助理检察员，这个检察员应该是位军转干部。

当法庭调查结束，开始进入辩护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规定动作，认认真真念辩护词。这位北京同学字正腔圆地念了大概五六分钟，检察员坐不住了，一拍桌子站起来说：等会儿，我得问问你们俩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说话的？ 

同学的年纪比我大一些，火气也旺一点，他也蹭一 下站起来；我赶紧把他按住说：“不着急，我来 回答。我说：请公诉人翻开你桌上的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把第28条原原本 本地读一遍（我记得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 应该是第28条）。结果这位检察员真把小册子拿起来，翻到那一页，念出：“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声音从高到低，最后他自己不言语，闷闷地坐下去了。

随着这三十多年法制的进步，应该说现在这 种观念慢慢地消退了，但它在社会公众当中的市场依然比较大。我们法律同仁里面也不乏赞成或 拥护者，他们对辩护人职责的基本定位，是排斥的：他们本能的感觉是你为坏人辩护，你为坏人 做事，你是站在坏人或者邪恶那边的，所以这个天平一开始就歪了。

在教学研究之余，我也在不同的政法机关工作过，对于司法人员平常怎么看待律师，或者从内心深处如何评价律师，有一定 的了解。所以，我们在未来法治完善的过程当中需要认真克服这一观念。

    陈瑞华:刚才两位都谈得非常好。我觉得律 师的职业定位在中国有一个历史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是文革结束以后的第一部律师法，当时对律师的定位是 “国家法律工作者”。今天很多人都不理解什么叫“国家法律工作者”；它实际上意味着律师是司法干部、公务员，律师工作的场所是司法局下属的法律顾问处。因此，律师要承担国家责任、政府义务；与此相关一系列的律师职业伦理，都是围绕这一点建立起来的。

     直到今天，我们律师业还有国家法律工作者定位遗留的印记，比如所谓的独立辩护论，律师辩护不受委托人意志的左右。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我既然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当然要对国家负责，对政府负责，我不可能完全对委托人负责。

而且，《律师暂行条例》强调：律师进行业务活动，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律师的要求跟法官没有太大区别。随着国家法制尤其是律师的职业发生重大变革，1996年《律师法》正式出台，取代《律师暂行条例》。

自此，律师成为根据自己提供的法律服务，进行经营、获得盈利的一种职业；律师工作的场所不再是法律顾问处，而是律师事务所；对律师业进行管理的是律师协会。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跟原来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尽管在名称上的变化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整个行业的定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律师不再是司法干部、公务员，没必要再承担国家责任、政府义务； 而是一种自负盈亏、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并获取报酬的经营人员。当然，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还强调律师的社会责任。

现在这种职业定位的真正形成，是2007年 再次修改《律师法》以后，并得以固定下来。新《律 师法》规定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执业人员。我们要注意，律师经由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社会法律工作者，再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法律服务人员，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里出现客户的概念，即律师不管是从事非讼业务还是诉讼业务，也不管是从事刑事辩护、民事代理还是行政代理，其服务对象都是客户；这个客户既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单位、法人，或政府。  

有了客户的概念，客户与律师形成一种委托代理的民事法律关系：客户是委 托方、被代理方，律师是其代理人，是受委托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律师的所有行为受代理 合同的约束，按照客户跟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权利、义务、责任的界定。有了 客户概念，律师的职业伦理和角色定位，就有了基本 的归宿。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律师的第一职业伦理是为客户利益的最大化而服务。只要接受了委托人的委托，不管委 托方是被告人、嫌疑人，还是被害人，或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或被告，也不管是政府，还是公司或 其他单位，律师都要忠诚于客户的利益，我们称它 为忠诚义务”。这是谈律师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如果律师不忠实于客户的利益，甚至让客户遭受损失，那么这个职业的价值将荡然无存。

第二，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客户的利益，这 就涉及律师是为正义、为真理而辩，还是为客户的利益而辩？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即为客户利益 的最大化而展开诉讼活动，包括刑事辩护、民事代理和非诉讼活动。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你为 客户的利益而服务，如果他们提出无理要求，如要求你毁灭伪造证据，要求你唆使证人作伪证， 要求你去找证人、被害人串供，建立攻守同盟，你怎么办？

于是就有了第三条，律师尽管是为委托人、被代理人的利益而服务，但是律师并不是他们完全的代言人，他跟委托人、被代理人是有一定距离的。换句话说，律师有最低限度的独立性，即要遵守法律、遵守职业伦理，绝对不能违反。比如不能毁灭伪造证据，不能唆使证人作伪证，不能帮助委托人做像串供、毁灭伪造证据等一系列 违法的事情，这些是律师行为的“高压线”。在这个标准上，不管律师是从事刑事辩护、民事代 理，还是非诉业务，一概适用。

所以，律师职业定位的核心内涵是，维护委 托人的利益，致力于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外延则是，要站在国家法律和律师的职业伦理设定的边界框架范围内，展开自己的代理和辩护活动。

    卢建平：华说了律师职业定位的一个大致发展过程，包括律师业在内的行业都在不断地发展、演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于我们法治人才特别是律师队伍，可以说描绘了 一些新的前景，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也可以说给律师的职责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设置了新的规则。根据我的理解，以后律师至少会有更精细的类型划分。

     第一个类型是刚才瑞华说的职业律师， 要在律师队伍中占绝大多数。

     第二个类型是四中全会决定提到的公职律师。

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些部门的法律专业人员，虽然他们不一定有律师执照，但是也在处理大量的法律事务，比如外交部条法司的工作人员。这一类型的律师以后会有较大的发展，因为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所有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设立公职律师。第三个类型是由原来的企业法律顾问，或者现在的企业法务，成为所谓公司律师。

这样一来，就有了政府律师和公司律师， 以及现在我们律师队伍的主流即职业律师三种类型。这种多类型、多元化的态势，反映了社会对于律师的多元化需求，特别是站在2016年新春伊始对未来展望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些新的变化。

陈瑞华：建平提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一个是律师业的服务对象、内容，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比如已有企业法律顾问、政府法律顾问， 未来还会出现国家法律顾问，这对律师职业定位提出了一些新课题。我认为，不管委托方是个人、 企业、政府，还是国家，都可称之为客户。对中国的律师界而言，客户的概念在民事代理和非诉业务中特别清晰，没有争议。但是在刑事辩护里， 这个概念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根本的确立。
    2015年11月底，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 员会召开年会，其中一项重要的议程是修改《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而该规范第5条至今还 在：“律师担任辩护人或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依法独立进行诉讼活动，不受委托人的意志限制。这被称为独立辩护人条款”，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律师界整个观念的变化，它有可能会修改。

为什么到今天还有独立辩护人的观念？就是因为律师缺乏为客户利益服务的理念。以我们现在的法庭布局为例，在民事法庭，不管是原告席还是被告席，都是和代理人席在一起，以便于两相协商、讨论，可以随时对对方的观点和立场进行回应；从来不会出现原告或者被告跟代理人当庭发生冲突的情况，这是不可想象的。而我们的刑事法庭，被告人坐在法庭的正中央，有的被方形栏杆围着，背后还有两个法警把守。

2015年2 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有一项改革，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正装或便装出庭受审。这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体现了对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尊重，是重大的进步。

但非常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刑事法庭上的被告人，始终坐在法庭的正中央。 我建议像民事法庭那样，刑事被告人能跟辩护人坐在一起进行协商、对话、交流，形成一致的辩 护立场，弥补有可能出现观点上的冲突和不足。这反映出我们有些辩护律师跟被告人之间，没有建立起来客户与代理人的关系：被告人是国家审判的对象，而律师并没有真正为客户利益服务的观念和意识。即使律师有这种客户观念，但现有的制度和法庭布局，阻碍了律师真正为客户利益 服务职业伦理的形成。

建平教授提到的另一个话题是，律师明确了职业定位后，还要建立一系列的规则。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律师法》仅规定“律师是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法律执业人员是不够的，还一定要有大量的、详细的规则规范，把这一条落到实处。比如律师在保守职业秘密上享有作证的豁免权。

     有些国家如《意大利刑法典》规定，因职业或技艺原因获知秘密后，无正当理由加以泄露等，如果行为造成损害，构成泄露职业秘密罪。 此处应当保守秘密的人员包括律师，因为这个职业最大的生存空间和前提， 就在于律师跟客户之间建立信任。如果律师违反了忠诚义务，成了委托人的检举揭发者，即便作出了有利于国家社会的举动，国家法律也要追究其责任，因为这背叛了法律职业的基本规律。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目前的《律师法》和律师的职业伦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尤其是关于如何正确建立律师跟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无法可依。比如律师跟委托人观点发生 冲突时怎么办，这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里面找不到答案。
有一次，我跟田文昌律师等一行到美国进行考察，会见了很多著名辩护律师。我们专门问过他们顶级的辩护律师：你们在法庭上跟委托人、 被告人发生冲突，怎么办？对方回答：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一系列的行业规范调整我们 的行为。
    在美国，委托人和律师之间的关系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被告人有最终决定权的领域，律师必须服从，不服从可以解除合同，退出辩护。比如认罪、不认罪的权利，只要被告人当庭认罪，法庭审判结束，陪审团不再介入，直接进入量刑庭的程序，连审判都不进行。律师可以说服，可以协商，但最后的决定权在被告人。比如上诉权，被告人是否提起上诉，必须由他本人行使，律师只能提出建议。再如，是否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作程序辩护，被告人说了算。这些是被告人享有最终决定权的领域。
     另一个是律师有权决定的领域，比如传几个证人、对证人怎么发问、对见证人怎么发问以及证据调查的顺序等；由于这些事项不会影响到被告人的根本利益，且属于律师专业内的特长，律师可以决定。但是如果被告人特别异议、不同意，律师有说服、协商的义务。所以美国有一套非常详细、具体的规则，专门用来规范律师的行为尤 其是解决其跟委托人之间发生矛盾时的情形。
     再来看我们的律师行为规范，有关法律在这些问题上略显粗糙，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我认为中国的辩护律师绝大部分是尽职尽责的，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有律师在案件辩护过程中，把自己的辩护词公布在互联网上，标题就是为正义而辩、为真理而辩；但是这些辩护意见并没有跟委托人协商，甚至委托人对他的观点不理解、不支持，以致发生直接的冲突。
     我们认为，并不是委托人把权利授予律师，由律师完全决定。以辩护领域为例，被告人是第一顺序辩护人，优先行使所有的权利，只不过在实践中往往放弃了，他交给律师。律师是第二顺序辩护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两者之间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平等关系。因此，辩护律师应当把辩护观点和理由提前告知被告人，跟他协商、对话，说服他接受自己的观点，不应该出其不意把一个辩护强加给他，甚至让他不能理解从而产生冲突。 由于发生观点的对立和冲突，作用相互抵消，最后达不到辩护效果。

高子程：律师的职业定位，好多人不甚明了。 刚才瑞华教授说多数律师是尽职尽责的，我认可 这一点，但也确实有少数或者极少数的律师不尽责，甚至个别律师以讨好办案机关、讨好办案人 员为荣。
    有的辩护人签了合同收了钱，不看卷或不认真看卷，没有从案卷当中寻找哪怕是只言片语，以及程序上的机会和可能，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轻罪，从轻或者减轻的证据；有的辩护人简单听一下案情后就上法庭，庭审辩护基本上是格式化的老调：认罪态度好，悔罪表现真诚， 请求依法从轻。
    面对这样的辩护，公诉人一定觉得很轻松，律师自己也很轻松，且没有任何风险。 可是这样的律师丧失了职业道德，这种做法使得辩护制度失灵，背离了国家设定辩护制度的初衷。
    辩护制度的本意是通过律师有效、认真的辩 护审判人员有兼听则明的机会，看到可能存在的 无罪、轻罪、从轻、减轻的材料和意见，从而实 现法律关于应当无罪或者轻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的规定。
    由于律师对自己的定位不准确或者不 到位，甚至相反，从而使得辩护制度失灵，违背了刑事法律的初衷。即使这样的律师高喊为正义 和真理而辩，其做法最终却是毁掉正义，污损了真理，没能有效地减少错案，于和谐稳定、公平 正义无益。如果全体律师规范执业、勤勉尽责，与司法人员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相互监督，那么，律师会是党和国家信赖的队伍，司法文明进步的力量。

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是一大话题， 我刊2015年第3期对话栏目也做过审辩冲突的访谈。本轮司法改革已经进行两年，在提高律师地 位方面有何进步？各位还有什么期望？

    卢建平：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那一段时间，让我真切了解到法院和法官的真实处境，特别是他 们的难处，所以我也能够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意义所在。
    瑞华刚才提到了数据，我最近也在研究数据，简单说一下。比如，我们现在每年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大约是650万件，瑞华说真正进入法院审判阶段并确定有罪的，全年将近100万件，差不多是6：1。其中，我特别关注的是刑事案件的第一大户一盗窃罪，全国公安系统立案的盗窃案件一年是420多万件，但是最后法院判决有罪的是多少呢？20万件。这些数字说明，对于盗窃罪或者整个刑事犯罪的处理是以侦查权处置为中心的。可见，四中全会所提出“要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任重而道远。

除宏观的数据外，也有一些具体的制约机制。 比如《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即便是特殊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也要经过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根据，特殊情况除外。但是各级法院甚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核实证据，好多地方都拒不提供。这个极端的例子说明，在我们国家的审辩冲突当中，处在风暴中心的是法官，但是有时候他 们也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真正要想从根本上化解 职业共同体或者司法程序过程当中的诸多冲突，特别是审辩冲突，还是应该从整体上来推进我们 的司法改革。当然，在整体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一直主张要优先选择几个突破口。所以，在中国 十三五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当中，我觉得律师应该成为先锋队，无论是从其职业定位、职业素养、专业技能，还是从其实践经验来说，律师 都应该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支先锋队。

陈瑞华律师的这个问题是硬币的两面：一面要督促他尽职尽责，做到有效提供法律服务；另一面要充分地维护他的权利。督促律师有效服务和维护其权利构成了两个主旋律，这是律师职 业的核心。
为什么屡屡出现法院、法官跟律师之间的冲突？我认为这是由整个社会大背景决定的。一方面，律师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对现状的不满越来越多，再加上新媒体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律师获得案件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表达诉求的方式也多种多样。
    但是另一方面，法院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年代，由于它行使审判权，仍然认为律师被动地服从就行了，从而形成一种信息的不对称。律师往往可以借助互联网、媒体、公众关注，再加上信息发布的及时性、传播的快速性，使其容易扩大影响。
    相比来说，法院由于官本位的思想还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对于诉权的尊重不够， 同时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冲突就出现了。

法院和律师界发生冲突，二者都应当反思。首先，我的观点是一贯的，一个不尊重法官的律师是没前途的，这是讨论的前提。在体育比赛中两支队伍竞争到最后，就是看谁能说服裁判，其处于焦灼状态、不分胜负的时候，裁判非常重要。无论如何律师职业都得有一个底线：不激怒裁判，不攻击裁判，不把裁判逼入死角，不把裁判当作对手。一个把裁判者变成对手，乃至假想敌的辩护和代理活动，注定是要失败的。

我看过很多类似案例的报道，也听过律师分享的一些案例。在法庭上有个别律师利用媒体或其他手段来攻击法官，以致激怒法官，这时候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律师的是被告人，因为被告人知道这样激怒法官的结果肯定是对他不利的判决；有的甚至出现一些极端情形：律师激怒法官，然后当事人当场解聘律师。

所以还得回到问题的原点，律师的第一职业伦理是忠诚于客户的利益；激怒法官，甚至与法官为敌，肯定不能实现这种忠诚义务，是对客户的利益不利的。在制度改革暂时没变化的情况下， 就一个案件的审判而言，尊重裁判，并给裁判者 应有的尊重，这是律师的基本素养，也是遵守职业伦理的要求。这是第一点。

今天我们对法官的尊重没有树立起来，没有规则可循。香港特别行政区沿袭的是英国法律。在法庭上，别说律师，任何其他人见了法官都要鞠躬，只有鞠了躬才能坐下，退出法庭的时候也要鞠躬。最初去香港法庭旁听案件，我很不解：需要像过去对县官大老爷那样吗？过去叫下拜，现在叫鞠躬。当地律师回答道：这不仅是对法官个人的尊重，更是对法律的尊重，因为他代表的是国家法律。在中国大陆，我们所有的审判人员都头顶国徽，代表国家审判，所以对法官的尊重就是对国家的尊重。一个不尊重法官、不尊重国家法律的律师，很难想象他能做有效的辩护。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要尊重法官，但是法官也需要懂得自重的道理。有制度原因导致法官的行为可能跟律师发生冲突，比如该出庭不让出庭，该二审开庭不开庭，该启动庭前会议不启动庭前会议，该排除非法证据当 场拒绝，而且很多拒绝都是生硬的。

在民事诉讼中，管辖异议可提起一个单独的诉讼，要开庭审理，不服裁决还可以上诉；而在刑事诉讼中，律师提出回避申请，法庭当场驳回，不提供任何理由。诸如此类的现象表明，由于制度原因和程序规则设置不当，带来的后果就 是律师得不到公正的对待，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 的矛盾。但是我也不得不说，有些个别案件中，由于法官个性甚至个人偏见，使得其跟律师发生冲突。

总体来说，审辩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制度上的。所以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调庭审的实质化，强调证据裁判原则，贯彻制定延迟审理原则，证人、鉴定人、专家辅 助人出庭作证，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一个完整的庭审来对审查和起诉产生指导作用，倒 逼侦查和起诉，遵守法律程序，遵守游戏规则，达到办案质量。这些都是可喜的变化，但我们期 待这种变化能够产生实际的效果，不至于像一阵风一样，刮过去就过去了。

   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律师 发展的主题词或主题语是什么？

高子程首先是业务水准。律师是专业人士，说一些空话、套话没用。第二是尽责。第三是诚信。 水准、尽责、诚信，是一个好律师应该秉持的三项刚性原则。

    陈瑞华：第一，遵守最低限度的职业伦理是 律师的生命线。第二，只有推进司法改革、体制改革，才能给律师职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卢建平：我的主题语是，做好急先锋，找好同盟军。中国推进法治的核心问题是要尽量地限制行政权，特别是警察权，要逐步提升司法权的地位。现在法治进程中的种种障碍，包括刚才瑞华提到的审辩冲突，浅层次的原因是把法院推在第一线，板子都打在法官身上；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整个的司法体制，甚至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所以律师这支队伍要认清改革的大势，要找好自己的同盟军。

我的体会是，至少在公检法的层次来说，法院是最不应该成为律师死磕对象的。律师可以跟警察磕，可以跟检察院磕，关系到职责，这是正常现象。而法院的职能本来就是依法受理纠纷，居中审理，最终作出裁判；如果律师磕到法官身上来，说明必定是制度上有问题，绝对不是正常现象。所以，律师在推进法治的过程当中要有先锋队的自觉意识，但仅做先锋队还不够，还得要找好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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