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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刑事律师导读】我国刑法第194条第2款，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下文是对金融凭证诈骗罪的五条裁判规则详细分析。
一、使用变造的金融凭证进行诈骗的行为应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
1、裁判要旨
使用变造的金融凭证进行诈骗的行为应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
2、案件名称
曹娅莎金融凭证诈骗案
3、案件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期》（第4号）
4、基本案情
1996年5月22日，被告人曹娅莎与同案被告人刘锦祥（已判刑）以月息21%高息存款的名义，通过他人骗取山东省财政国债服务部1000万元的汇票一张，存入中国银行潍坊分行对公存款组。次日，曹娅莎、刘锦祥将一张中国银行潍坊分行100元的定期存款单变造为金额1000万元、定期1年的整存整取存单，交给山东省财政国债服务部。曹娅莎、刘锦祥利用中国银行潍坊分行对公存款组负责人李春宝的渎职，从该行支出资金900万元，余100万元以曹娅莎的名义存入该行作为李春宝完成的揽储任务。
同年7月19日，被告人曹娅莎仍以高息存款为手段，通过他人骗取招远市农村信用联社500万元汇票一张。曹娅莎伙同曹政军(在逃)利用中国银行潍坊分行营业厅会计高海燕提供的一套已作废的、印鉴齐全的“中国银行特种转帐传票，将500万元汇票存入中国银行潍坊分行营业部。曹娅莎、曹政军又通过高海燕取出招远市农村信用联社的汇票，在汇票背书栏内，制作资金转让的内容，将500万元汇票转存到曹娅莎个人公司在中国银行潍坊分行的帐户上。后曹娅莎、曹政军将一张中国银行50元的定期存单变造为金额500万元的定期整存整取存单，交给招远市农村信用联社。
同年7月26日，被告人曹娅莎以高息存款为诱饵，通过他人骗取招远市对外供应股份有限公司两张各500万元的汇票，存入中国银行潍坊分行。曹娅莎伙同曹政军用两张中国银行各50元的定期存单分别变造为金额500万元的定期整存整取存单，交给招远市对外供应股份有限公司。后曹娅莎伙同他人伪造了一份委托投资协议书，并私刻存款人和中国银行储蓄所会计名章，企图将1000万元从银行骗出，因案发诈骗未遂。
综上，被告人曹娅莎进行金融凭证诈骗三起，诈骗总额2500万元(其中1000万元未遂）。曹娅莎将诈骗的资金用于支付存款单位息差、中间人好处费和归还其个人公司的银行贷款、购买汽车等。案发后，追缴人民币及赃物折款共计12054100余元，造成重大经济损失2945800余元。
5、裁判结果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曹娅莎、刘锦祥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变造银行票据的欺骗方法，破坏金融秩序，诈骗资金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票据诈骗罪。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被告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经合议庭评议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被告人曹娅莎伙同他人使用变造的金融凭证进行诈骗的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予严惩。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不当。
6、裁判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规定，票据诈骗罪是指利用汇票、本票、支票进行诈骗的行为。构成此款犯罪行为的条件包括:第一，行为人使用的银行结算凭证必须是伪造、变造的；第二，行为人实施的对象必须是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第三，行为人必须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的银行结算凭证的行为。本案被告人曹娅莎采用变造银行存单、伪造汇票中资金转让内容的手段诈骗存款单位钱款的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对金融凭证诈骗罪，法律并未对诈骗的对象作出特殊的限制，故只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进行诈骗的行为，不论诈骗的是银行，还是存款单位的钱，均可构成本罪。
本案发生于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公布实施后、1997年刑法实施前，根据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应适用《决定》对被告人定罪处刑。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四款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数额较大的，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罚”。
本案之所以适用《决定》，而以金融凭证诈骗罪定罪，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已明确规定，“票据”只包括汇票、本票、支票三种金融凭证，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已将吸纳到刑法中的前述《决定》规定的使用金融凭证诈骗的行为，单独确定罪名为金融凭证诈骗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3月25日《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修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修订后的刑法实施后，对已明令废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和补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原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不再适用。但是如果修订的刑法有关条文实质内容没有变化的，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前，对原解释可参照执行。
从本案适用的法律看，上述《决定》虽原已有司法解释，但《刑法》公布后，同样条文对罪名又有了新的司法解释，而原规定的罪名又明显不妥，故虽适用《决定》，但不再参照原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罪名是正确的。
二、使用伪造的银行存单作抵押诈骗银行贷款的行为应认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
1、裁判要旨
使用伪造的银行存单作抵押诈骗银行贷款的行为应认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
2、案件名称
朱成芳等金融凭证诈骗、贷款诈骗案
3、案件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集》（第33号）
4、基本案情
1995年下半年，被告人朱成芳为骗取银行贷款，先后比照银行存单上的印章模式，伪造了中国农业银行青州市支行昭德办事处储蓄章和行政章，中国建设银行青州市支行房地产信贷部、青州市黄楼信用社和青州市普通信用社储蓄章，潍坊市二轻工业供销公司、聊城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公司公章及有关银行工作人员的名章，并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青州市支行昭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了解到一些单位和个人在该办事处的存款情况。1995年10月和1996年6月，朱成芳持套取的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等金融机构的整存整取储蓄存单样本，到深圳市通过欧大庭、罗坚（同案被告人，均已判刑）共印制银行空白存单130余万份。朱成芳将其中的1000份带回青州市，部分用于犯罪活动。案发后，空白存单被公安机关查获。
1996年5月，朱成芳将少量现金存入农行青州市昭德办事处，取得存单一张。后持该存单及私自印制的空白存单到青州市“金海”打字复印部，让打字员比照存单样式打印了两份户名分别为胡敬坤和李纪芬、存款额均为100万元的假存单，朱成芳盖上私刻的昭德办事处储蓄章和经办人李法玲的名章。朱成芳持该假存单到东坝信用社要求抵押贷款，东坝信用社开出两份抵押证明，朱成芳在抵押证明上盖上私刻的农行昭德办事处行政公章和该办事处主任赵双吉的名章，以此假存单和假抵押证明，骗取东坝信用社贷款200万元。
1996年5月至8月，被告人朱成芳单独或伙同孙广荣（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用上述手段，先后14次分别从青州市东坝信用社、青州市普通信用社、宁津县张傲信用社、青州市建行房地产信贷部、青州市益都信用社、青州市东夏基金会诈骗贷款1268．79万元。其中未遂一起，金额为51万元。另外朱成芳还单独或伙同孙广荣利用伪造的担保函骗取的银行存单作抵押，从青州市东坝信用社、青州市城市信用社东关分社两次骗取银行贷款140万元。案发前朱成芳已返还诈骗的贷款205．79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及物品价值655万元，尚有497万元无法追回。
5、裁判结果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朱成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存单诈骗金融部门资金；指使他人使用虚假证明诈骗贷款，其行为分别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又系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是本案主犯，必须依法严惩。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朱成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存单诈骗银行资金，使用虚假证明文件骗取贷款，其行为分别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是本案主犯，又系在假释期限内再犯新罪，依法应予严惩。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朱成芳伙同他人使用伪造的金融凭证骗取贷款的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且系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在共同犯罪中是主犯，应依法惩处。其伙同他人利用伪造的担保函或骗取的银行存单作抵押，诈骗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亦应依法惩处。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6、裁判理由
其一，从立法本意看，刑法设立金融凭证诈骗罪时，对该罪的规定是广义的，只要是使用伪造的金融凭证进行诈骗，数额较大的，即构成此罪。其目的是保护金融机构的信誉，严惩此类犯罪。而对贷款诈骗罪的规定则有一定的限制，主要是针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银行贷款的个人犯罪行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贷款诈骗罪中所规定的“证明文件”，主要是指银行的存款证明、公司和金融机构的担保函、划款证明等在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所需的文件，不包括金融凭证。
其二，从司法实践看，使用伪造的金融凭证诈骗贷款，与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证明文件等诈骗贷款有所不同。前者可信程度更高，更易于取得贷款银行的信任而骗得贷款，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更大。因此，根据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此种犯罪也应当受到法定更严厉的处罚。此类以伪造的金融凭证诈骗贷款的行为，与使用伪造的金融凭证直接骗得存款并无实质差别，因此，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认定，是完全正确的。
其三，从刑法理论看，本案被告人共实施了三个行为：伪造公司、企业公文、印章，伪造金融凭证和诈骗贷款，三者存在牵连关系。其中，伪造公司、企业公文、印章和伪造金融凭证是手段行为，诈骗贷款是目的行为。使用伪造的金融凭证诈骗贷款，同时触犯了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贷款诈骗罪和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金融凭证诈骗罪。该两罪的法律规定交叉，是一行为同时触犯数罪名，应从一重处，定金融凭证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手段较多，包括使用伪造的银行金融凭证，如银行存单。金融凭证诈骗罪诈骗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包括银行贷款。被告人使用伪造的金融凭证诈骗银行时，无论银行是从哪一项目支付款项，都不影响被告人非法占有的目的，都是用伪造的金融凭证诈骗银行。被告人朱成芳伪造银行存单，并利用伪造的银行存单作抵押，骗取贷款的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在认定诈骗犯罪数额时，不能简单地以存单上的数额认定。因为那只是担保的数额，不一定是直接骗取的数额。认定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准备骗取或者实际非法占有的数额作为犯罪数额。因此，本案定罪数额应当以被告人朱成芳使用金融凭证诈骗贷款，而实际骗得的贷款数额为准。
三、伪造企业网上银行转账授权书骗取资金的行为应认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
1、裁判要旨
伪造企业网上银行转账授权书骗取资金的行为应认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
2、案件名称
张北海等人贷款诈骗、金融凭证诈骗案
3、案件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4集》（第424号）
4、基本案情
2004年10月，被告人张北海与被告人陈超商定，以帮朋友拉存款为名，引诱陕西人达公司将资金存入工商银行西影路分理处账户，后张北海指使华博公司办公室主任晏娜到工商银行互助路支行开立一般账户并办理工商银行网上客户服务中心开户手续，并在工商银行西影路分理处开立一般账户，而后让陈超私刻一枚“工商银行西影路分理处”公章，张北海操纵制作了虚假的《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企业客户账户查询、转账授权书》、客户证书档案信息资料、需增加的分支机构档案信息资料，将上述资料交给刘娜，刘娜与工行电子结算中心市场部任经理但卫国共同完善以上资料后，违规为张北海办理了“网上银行下挂账户手续”，将人达公司设立在工行西影路分理处的账户下挂到华博公司设立在工行互助路支行账户名下，使张北海可对人达公司账户任意进行转账支配。当人达公司资金500万元到账后，张北海便指使晏娜同陈超、刘娜在银行人员的帮助下解锁，并将人达公司账户500万元中的280万余元转入华博公司工行互助路支行账户。胡英华与晏娜在张北海的授意下，于2004年10月25日将其中235万元转入中行西影路支行华博公司账户，48万元转入天海公司账户。后胡英华与陈超将48万元全部提现，胡英华留了2万元的张北海原借款，将46万元给陈超。破案后从陈超处追回赃款28万元，从张北海处追回赃款217．59万余元，共计245．59万余元现已发还受骗单位。
5、裁判结果
张北海伙同陈超、胡英华采取拉存企业款项，办理网上银行业务，私刻存款企业、银行印鉴，伪造存款企业网上银行转账授权书的手段，骗取银行资金，其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6、裁判理由
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以及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本罪的犯罪对象是银行结算凭证，包括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以及其他银行结算凭证。其中银行的委托收款凭证，是指收款人在委托银行向付款人收取款项时所填写、提供的凭据和证明。汇款凭证，是指汇款人委托银行将款项汇给外地收款时，所填写的凭据和证明。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是指除本票、汇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以外的办理银行结算的凭证和证明。
如何正确理解银行结算凭证的内涵和外延，是处理本案的关键。2000年8月的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性质认定的批复》认为，支付结算是指单位、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使用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结算方式进行货币给付及其资金清算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为上述结算活动统一制定的书面凭证为结算凭证。2003年12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有关问题的复函》再次明确：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转账结算业务所使用的凭证，均属银行结算凭证。
此外，银行办理现金缴存或支取业务使用的有关凭证也属银行结算凭证，如现金解款单是客户到银行办理现金缴存业务的专用凭证，也是银行和客户凭以记账的依据，它证明银行与客户之间发生了资金收付关系，代表相互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建立，属于银行结算凭证。而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对账单、银行询证函等，只具有证明或事后检查作用，不具有货币给付和资金清算作用，不属于结算凭证。因此，只要是在金融活动中具有货币给付和资金清算作用，并表明银行与客户之间已受理或已办结相关支付结算业务的凭据，均应认定为银行结算凭证。
当前，金融工具不断发展衍化，客户可以利用多种电子媒介（手机、电话、电脑、电视等），通过不同通讯传输方式（移动短信息、有线电话、网络等），在各商业银行的电子银行服务系统实现金融信息查询和有关金融交易的服务。网上银行业务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服务，对其使用的凭证种类，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均没有明确的定性。我们认为，对网上银行的相关业务凭证是否属于金融凭证，可以根据其是否具有金融凭证的本质功能予以确定。对此，一些商业银行专门制定的相应章程可作为重要依据帮助认定。如《中国银行电子银行服务章程（暂行）》第二条规定：“中国银行电子银行服务功能包括：各类账户之间的转账、银券服务、代收代付、金融信息查询、各类个人账户资料的查询、个人支票保付、存折临时挂失、交易密码修改、个人实盘外汇买卖、定期存款、小额质押贷款、提醒服务等银行服务。”《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章程》第二条规定：“本章程所称的网上银行是中国建设银行建立的借助于因特网技术提供信息服务和金融交易服务的网络自动服务系统。”《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暂行）》第二条规定：“农业银行网上银行以因特网为传输媒介，向客户提供信息、金融及衍生服务。客户通过网上银行可以办理查询、转账、支付等各种业务。”《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章程》第二条规定：“中国工商银行通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类型电子银行为客户提供业务咨询、资金管理、金融理财、收费缴费、电子商务、代理销售等服务。”第十三条规定：“客户有义务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安全使用电子银行。”第十四条规定：“由于客户未尽到防范风险的义务或其他非中国工商银行原因而导致的客户损失，中国工商银行不承担责任。”
由上可见，网上银行的金融业务，虽然操作形式与传统银行柜台表现有异，但无论是功能运行还是产生的结果，都与传统的银行金融业务具有同等功效。就本案而言，所涉及的《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企业客户账户查询、转账授权书》是用于网上电子银行进行收付、结算的唯一的、排他的重要依据，是用于特定主体（金融机构、存款人）之间以特定的格式记载双方的特定权利、义务的书面文件，同时也是双方记账的重要凭证，符合上述金融凭证中的委托收款凭证的特征，属于新兴电子银行业务中出现的一种非传统型的银行会计凭证，具有金融凭证所具有的转账、支付等功能，因而应属于金融票证的范畴。
四、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以换折方式支取储户资金的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1、裁判要旨
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以换折方式支取储户资金的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2、案件名称
李路军金融凭证诈骗案
3、案件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4集》（第425号）
4、基本案情
2005年11月初，被告人李路军被调离青州市益都农村信用合作社玲珑分社到益都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后，因怕挪用单位资金的事实被发现，遂产生了携款潜逃的想法。2005年11月13日上午，李路军窜至益都农村信用合作社玲珑分社，趁其他工作人员不备之机，窃取了储户“郭生忠”、“张立祥”的个人存款信息资料，并换了两本“一本通”存折，把两个储户的存款转移到了新办的两个存折上，并加盖了玲珑分社的公章。后李路军携带伪造的户名为“郭生忠”、“张立祥”的“一本通”存折，先后窜至青州市城区信用社营业厅、城里分社、车站分社等，共计提取人民币849，000元。李路军驾驶用该款购买的北京现代“伊兰特”轿车于同年11月30日逃跑至湖北省郧县时发生车祸，“伊兰特”轿车及人民币662，530元被郧县公安机关扣押。同年12月1日，被告人李路军电话委托其叔叔李敬仲向青州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5、裁判结果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李路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储户银行存单并使用，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6、裁判理由
被告人李路军窃取他人的存款信息资料并据此换折的行为，虽然体现出一定的秘密性，即是在利用工作便利趁其他工作人员不备之机偷偷进行的，但该行为只是为非法占有存款创造了条件，并不等于实际占有了相应的财产，也就是说，该行为只是为了下一步实施非法提取存款做了准备，但尚未对存款造成实际侵害。从理论上讲，刑法评价一种行为的性质，区分此罪与彼罪，评价的根据是直接侵害法益的行为而非其他作为预备或条件的行为。在既有窃取行为又有诈骗行为的情况下，是构成诈骗类犯罪还是构成盗窃罪，主要看的是行为人实现对财产侵害的关键行为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直接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的是窃取行为，就以盗窃罪论处，如果是诈骗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的，就应当以诈骗类犯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直接造成财产法益侵害的行为是被告人李路军利用伪造的存折支取他人存款的行为，该行为是通过信用社的付款行为实现的，对于存款的交付，信用社一方是有明确认识的，只是信用社的这种认识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误认为存折是合法有效的存折，李路军是合法的取款人，而这正是被告人李路军使用伪造的存折，冒充真实存款人取款骗术的结果。可见，在被告人李路军非法取得财产的过程中并无秘密窃取的特征，其使用伪造的存折提款的行为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诱使信用社陷入认识错误并“自愿”交付存款的诈骗行为，完全符合金融凭证诈骗罪的行为特征。
金融凭证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因此，是否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不仅要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的银行结算凭证骗取钱款的行为，还要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被告人李路军取款得手后，将部分诈骗所得用于购买轿车供个人使用，并携带剩余赃款出逃，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已经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储户的存折虽经被告人李路军伪造并被提取了存款，但原存折仍是合法有效的存折，储户凭其存折当然能够依法向信用社主张提款的权利，而信用社在储户到期提款时也必须无条件向其支付存款本息。因此，本案中实际上遭受财产损失的是信用社而不是储户，信用社才是本案的被害人。
五、私刻公司、企业财务专用章和法人印章，伪造银行信汇凭证，骗取公司、企业银行存款的，应当认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
1、裁判要旨
私刻公司、企业财务专用章和法人印章，伪造银行信汇凭证，骗取公司、企业银行存款的，应当认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
2、案件名称
张奇金融凭证诈骗案
3、案件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 年01期》（总第69期）
4、基本案情
1996年6月，中国警察学会公安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联络中心副主任兼北京银盾警业商贸集团（以下简称“北京银盾集团”）副总裁张洪发（另案处理）与时任北京银盾集团招商引资部经理的被告人张奇共谋以支付高息为诱铒，骗取储户在银行的存款。二人通过高建忠、牟义杰（均另案处理）得知北京市百货大楼（后更名为北京市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闲置资金，便让高建忠、牟义杰欺骗北京市百货大楼称，北京市百货大楼若将资金存入中信实业银行西长安街办事处，除存款银行付给国家规定的利息外，待该款贷出后，贷款方还支付一部分高于银行的利息。
同年7月5日，北京市百货大楼将2000万元存入中信实业银行西长安街办事处。尔后，张洪发、张奇指使高建忠、牟义杰持中信实业银行西长安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陈瞳（另案处理）提供的北京市百货大楼预留印鉴卡复印件私刻了“北京市百货大楼财务专用章”和该百货大楼总会计师刘玉兰的印章，张洪发伪造了北京市百货大楼转款的银行信汇凭证。同月10日，张洪发使用伪造的银行信汇凭证到中信实业银行西长安街办事处将2000万元划入中国警察学会公安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联络中心在该办事处的帐户上，骗得北京市百货大楼存款2000万元。事后，张奇分得赃款8万元，其余赃款被张洪发和北京银盾集团使用，造成损失1200余万元。
5、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奇伙同他人使用伪造的银行信汇凭证，骗取储户存款，其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在共同犯罪中，张奇参与预谋、比对假印章、伪造银行信汇凭证，并指使他人划款，参与分赃，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但鉴于张奇系帮助他人实施金融凭证诈骗，骗得的赃款绝大多数为他人或其他单位占有，张奇所得赃款数额不大，且认罪态度较好，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对小于张洪发等人，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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